本书写到这里，该说的历史都说完了。剩下的一段不是结论，是一个提醒。
前五次委托，每一次的分配都失衡过，每一次的矫正都迟到过。而每一次事后回看，那些迟到都不是非如此不可——工厂法不是不能早三十年写，反垄断不是不能早二十年立。它们之所以迟到，多数时候不是因为没有人看见问题，是因为在问题还软的时候，没有人把话说清楚；等到话说清楚了，规则已经硬了。
我们现在正处在第六次委托的、软的时候。
判断的委托规则——谁可以让渡什么、责任如何残留、验收由谁承担、错误的成本落在谁头上——今天主要写在服务条款里，写在行业惯例里，写在一些还没有名字的默认设置里。这些东西现在还可以讨论、还可以重写，甚至还可以推倒。它们不会一直如此。先固化为惯例，再固化为标准，最后固化为法律，而每一步的修改成本都按数量级往上跳。
这本书没有能力决定第六次委托会走向哪一个 2035。它能做的只有一件事：把前五次的账翻出来，让这一次的人看见——历史上每一次"再等等看"的代价，最后都由最没有话语权的人付了。
所以本书不以"如何反驳我"收尾。那是附卷该做的事，而且我确实希望有人去做。本书以一件仍然可以做的事收尾：
在规则固化之前，把好的委托制度想清楚、写出来、演示给世界看。
想清楚，是因为现在还想得动。写出来，是因为口头共识不会变成默认设置。演示给世界看，是因为这一次和前五次有一点不同——前五次的制度都是在灾难之后补的，而这一次，我们至少还有机会在灾难之前，先把样子做出来。
时限正在走。
"把好的委托制度想清楚"不是一句口号，它有具体内容。本书从两个历史案例里提炼出了两条设计原则（详见长文之一第八节）：
其一，管可见性，不要只管数量。1847 年英国的十小时法只规定了工时总量而未规定时段，厂主用接力制把人切碎散布在十五小时的窗口里，法律在纸上生效、在车间失效；1850 年真正堵住漏洞的办法不是把工时压得更狠，是锁死时段——让检查者一眼能看出眼前的人是否该在这里。
其二，给通道，不要只给禁令。1595 年谢杰在《虔台倭纂》里写下"寇与商同是人，市通则寇转为商，市禁则商转为寇"——被禁掉的不是活动，是活动的身份。禁止而不给通道，等于把判断赶进影子里，同时失去收益和控制。
两条合成一条：好的委托制度，不是限制人们委托多少，而是让委托可见、可归属、可追责。